解铃还得系铃人

3月24日，可说是王尔海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这些年来，家里从来没来过这么高职位的领导，也从来也没有哪位干部称自己为亲弟弟，更没有哪位干部说为他解决他的实际困难。这不是在做梦吧！

故事还得回到3月2日，这一天，王尔海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向接待他的领导递上了自己的上访信。其实，他反映的问题并不大，他提出的请求并不难，可是他在家乡，在原单位及原单位的上级一直得不到解决。王尔海进京上访的事惊动了他家的所住地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党委、办事处，也惊动了驻后埠街的区领导安源区政协主席邱晓玲。后埠街党委、办事处一方面即派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进京将王尔海接回，另一方面他们深入到王尔海的家中和原单位萍乡市长途运输公司调查，并及时向邱晓玲主席作了汇报。邱主席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会同后埠街党委书记冯征宇一道亲自登门来到了王尔海的家中。起初，王尔海对他们的到来并不高兴，也不抱什以希望，只是冷冷地让了坐。邱主席向王尔海说明自己的来意，一是前来探望你们全家，二是帮你解决你提出的困难。邱主席说：“王尔海同志你比我小几岁，我应该是你的大姐，老弟有困难，做姐姐的能下管吗？”王尔海有点坐不住了，他急着说：“我从没见过什么大领导，你一位主席能亲自到我家，又称同志，又称姐姐，我确实感到惭愧。这次进京上访是出于无态，生活所迫。”邱主席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表示同情。王尔海说，他所在的长运公司改制时他只有四十来岁，一下子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他是全家的顶梁柱，有两个小孩，女儿在家待业，儿子还在读中学、妻子得了子宫瘤，他每天打工赚的钱都不够妻子治病用。他说，企业改制对企业职工的处理是一锤打，拿点钱就把你打发了。当时是买了社保，那时每年只要二、三千元，一锤打的钱刚好只能交五年。现在每年要近五千元，而自己还要交十年，确实拿不出。他多次到原单位市长运公司和市交通局要求维给点补助，帮助给自己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好补贴家里的开支。就这么一点要求，都得不到解决，实在很窝囊，一气之下他就和几位同志买票进了京。“今天邱主席来了，我的请求也还是这么一些。你们是安源区的领导，本不应惊动你们，也不是你们管的范围。”王尔海说到。邱主席说：“安源区虽然不是你的单位和你的上级，但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更是我们的兄弟，你的困难政府是要出面帮助解决的，我可以帮你向你的原单位和主管部门讲，但更多的我们政府要多想办法、帮助像你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后的‘4050’困难职工。今天我虽然不能帮你解决大问题，但可出点子想办法。就你的困难，我一方面请你的主管部门帮助解决眼前的经济紧张，给予适当的补助。另一方面，请街里冯书记帮你爱人向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局申请低保，每月解决几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答复，你看怎样？”王尔海听后非常激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邱主席这人这么亲热，讲话这么和谐，解决问题这么干脆。他当即表示：“我以后再也不上访了，不管问题解决得怎样，你邱主席今天能来我家，同我一席谈话，我都感激不尽。”他连连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