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语文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改革的劲风催动着全国各地。而我们萍乡的语文教育，正历史性地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萍乡的语文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我这次的呼吁，却是起因于一对作家的一本书。

在中国大陆乃至国际上都很有影响的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最近以一本《南下北上求学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出版）引发关注并波及萍乡。因为春桃原籍萍乡，他们的儿子小明（化名）在萍乡（书中化名“萍城”）度过了整整六年的小学生涯，也经历了三个令他刻骨铭心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据书中所讲，“小明原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孩子，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作家夫妻为他三易其家（注：妹妹家、文化路步行街、八达花苑），三次转学（“东门”小学一年，起于2005年8月；“北门”小学二年；“南门”小学三年，止于2011年8月），终于转入了市重点小学；‘王牌学校’也是徒有虚名，校长腐败堕落，老师打骂学生，学生不堪重负，小明最后成了厌学的孩子！”（引自原书“内容简介”）

据悉，此书已在京城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的推荐语是这样说的：“中国人的求学之路是条必走又必承受巨大痛苦之路，而寻觅求学出路的春桃、陈桂棣其实更是痛苦之人。探究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作者的这种勇气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宝贵财富，我们当珍惜。”中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读后“很有感触”，认为“书中主人公小明的求学经历是我国教育体制现状的一个缩影”。

必须承认，书中所写固然较为真实，但把板子仅仅打在我们萍乡的头上自然不够公允。客观上讲，书中反映的现象在整个当代中国极具普遍性，地不分南北，大同小异，甚至司空见惯，见怪不惊！

让我们再来看看萍城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语文教育及阅读教学的堪忧现状：

一、成人不读。据权威的调查结果，“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2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中国人均读书量不足以色列的十分之一，居世界最少，最应该读书的教师和家长同样如此。萍城自然毫不例外，甚至变本加厉，不闻书香飘溢，但闻麻将声声！

二、无书可读。目前许多农村学校还没有真正的图书室，图书资源匮乏、陈旧、单一，班级的图书角无图书，形同虚设。部分示范学校图书虽配置齐全，却被束之高阁，不对学生开放。农村大多数学生家长反对孩子读课外书，认为课外书是闲书会影响孩子的学习，不给买。大多数农村家庭家无藏书，就连教师家里也以教参、教辅居多。

三、没时间读。长期的应试教育、单一的评价方式，导致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教师过分看重考试分数，加班加点、大搞题海战术，致使孩子的课业负担过重，没时间读书。

四、所读“非书”。学生能读到的课外书多是自己购买的营养价值不高的“口水书”。诸如卡通漫画、时尚杂志、武打言情小说、新生代的“另类文学作品”，甚至是一些带有恐怖、色情和暴力倾向的垃圾书，而新课标推荐的优秀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则很少涉及。

五、以讲代读。这是最致命也是最常见的语文课堂：语文教师将那么几篇明白如话的课文反复串讲，掰开了揉碎了，微言大义，味同嚼蜡，讲古文则更只是文白直译了事。

联系到语文教学，恐怕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直至21世纪的今天，时刻都无法忘记“吕叔湘之问”！他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里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从1978年到2013年，三十多年过去了，“吕叔湘之问”所指斥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一可怕的梦魇如影随行，挥之不去！

是的，教育的确需要一场革命，我想：需要寻找并撕开一个突破口，而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在我看来，以山东潍坊北海学校韩兴娥老师为代表的教改实验就是一个成功的突破口，它启迪着我们：教育革命不妨从语文教学肇始！韩兴娥老师的“课内海量阅读”教改实验就将是语文教学的一场革命，至少，它必然是这场革命的方向！

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坚持13年之久的“海量阅读”教学改革，引发了教育界“语文课能否从教材中突围”的大讨论。实验勇敢地打破一本课本一统课堂的束缚，大胆地让学生在课内而不是课外阅读，“把教学生读课本变成教学生读书”。在她的课堂上，“一年级学生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教材学完，二年级学生用两三个星期学完，中高年级基本上都是一个到两个星期学完教材”，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带学生海量地拼（音）、海量地读。“经过6年的海量阅读，学生们的语文素养，包括写字组词，运用句子等的能力会远远超过现行课标的要求，甚至可能超过初中学生的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韩氏教学法并不难复制，其“海量阅读”不是“个性化”的教学行为，而是“一般老师、一般生源、一般学校”的普遍行为。她的专著《让孩子踏上阅读快车道》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后已不断再版。她的教学法已经深入人心，小语界横空出世的韩兴娥已成为同行心目中的神奇人物，但其实，大道至简，道法自然，无招胜有招，无极生太极！

自有所谓“现代”或“科学”的语文教学以来，试问此前可曾有过如许大尺度的改革？也从未有人敢如是放胆宣称：“教师与学生一起在课内时间大量阅读才是语文教学的正途。”“我们进行的‘课内海量阅读’实验是语文教学的正道！”

“教语文其实很简单”！这是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永正先生说的话。他有一篇同题名文首发在2006年第5期的上海《小学语文教师》杂志上。于氏在此文中开宗明义，直言不讳：教语文其实很简单！文章旁征博引，尤其以吉林市丰满区第二实验小学杨巧云老师为例最具说服力——全区3000多名毕业生语文统考，前17名全部出自杨老师门下。杨氏名不见经传，学生语文成绩大放异彩，此事惊动省教研室主任、语文教育专家邓治安下来调研。杨老师说：“六年来，我只抓了两件事，一是读书，大量地读课外书；二是写日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要坚持写”。于永正总结说：“杨老师怎样教语文？两个字：读、写。说得稍微复杂一点是四个字：多读多写。”吕叔湘先生则在他那著名的发问之后自己作出回答：“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

原国家教育部总督学、“素质教育”的首倡者、我们萍乡的柳斌同志，2011年在其《我们务必高度重视阅读》一文中就曾谆谆告诫：“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学生是一个缺乏获取知识能力、缺乏发展潜能的学生；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家庭是一个平庸的缺乏文化氛围的家庭；一个不重视读书的学校是一个沉闷、呆滞、缺乏蓬勃朝气的学校；一个不重视读书的民族，是一个缺乏发展后劲的、没有希望的民族。”

还需要考证和论证么？其实古今中外皆然！中国古人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是也！国外则以前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为代表：“无限信仰书籍的力量”，“30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请记住，儿童的学习越困难，他在学习中遇到的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越多，他就越应当阅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我们不少的领导，不论是党政军，还是人大、政协，公余都可以吟诗填词作文，试问这何曾是哪个语文老师教会他的呢？细究起来，恐怕多数是来自于“自学”“自读”吧！

2013年端午，中国教育报在山东潍坊北海学校举办了“名师大讲堂·韩兴娥‘海量阅读’教改实验现场会”，笔者怀着对语文教育的一腔热诚，携万字论文《语文教学的一场革命》只身赴会交流并引发关注。该文已在《萍乡日报》连载，并将于近期由《萍乡社会科学》杂志推出全文。

八月间，曾经为韩兴娥老师出版《读历史学成语》的江西人民出版社，邀请了韩氏来江西讲学，主办方还曾致电邀请笔者出席，并言及江西人民出版社有意促成韩氏教学法在江西生根开花结果——这又是一个有利条件！

“课内海量阅读”，多么神奇和美好：没有家庭作业，没有一个差生，应试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发展，立竿见影，进境神速，熊掌与鱼兼得！

我们建议：市教育局启动“教师读书工程”，打造书香校园；市教研室牵头调研论证；市、县（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试点单位；组织实验单位的校长和教师赴山东取经；与江西人民出版社联手邀请韩兴娥来萍讲学——我们相信，实验大规模铺开之时，即是萍城学子幸福到来之时，也是“小明”们转化和消失之时，更是萍乡教育引领全省新潮流之时！